作者简介
陈连芬 乡村小学教师。虽然身患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年，四级残疾，依然选择坚强乐观地面对生活！
聋 父
文/陈连芬
我的父亲耳聋得厉害。他听不见电视剧里有趣的台词，听不到古今中外的热闹新闻，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只会在一旁傻傻地笑。路上碰见相邻，他总是笑呵呵地和他们说话，但接话时常常牛头不对马嘴，闹过不少笑话。母亲总说他又聋又愚，其实他爱护幼小，孝敬长辈，对周围人体贴宽容，时时为人着想。心地纯净善良，在他的无声世界里，他活得顶天立地、无愧己心。
父亲快七十了，生活的风霜早已将父亲的黑发染白。他黑红的脸庞上江河纵横，他的眼睑虚肿，目光坚毅；他的手粗糙龟裂，坚硬得像耕犁；他的小腿上青筋暴突，拧在一起，像蚯蚓缠在腿上。这估计就是现在人说的静脉曲张，可是父亲从不当回事。
我的记忆里他除了生病之外从没有休闲过一天，他会烙饼，会炒菜，会修车。他每天只会埋头干活，没有任何娱乐。他从没有为自己的吃穿考虑过，常穿一些印着广告的衣服，衣服上常浸渍着洗不掉的汗水。他节俭到寒酸，心灵手巧的他曾用硬尼龙编制了一双凉鞋，穿过许多个春秋。他从小到大一直在为别人活——他的弟弟妹妹，他的老岳母﹑他的多病的妻子﹑他的孩子，还有乡里乡亲﹑甚至是过路人，谁没受过父亲的恩惠呢。
五十年代的中国缺衣少穿，奶奶家穷得没饭吃，父亲就背着他的弟弟去要饭。寒冬酷暑，父亲破衣烂衫，也没有鞋穿。为了能让弟妹吃上饭，父亲一天得跑一百里路，还经常被大黄狗追。尽管如此，父亲说还是好人多，有的人家会给他们热乎乎的粥喝。曾经有一户富裕人家看着父亲正直善良，想收他做养子，但是父亲不肯。父亲说﹕“如果他跟了别人家了，他的弟妹怎么办啊。”
年青时的父亲血气方刚，干活不惜体力，19岁就当了生产队长。当队长的时候，他带头干活，不怕脏和累，关心老弱病残，在群众中很有威信。因为父亲耿直的性格，看不惯当时一些大队干部的行为，在和母亲结婚之后，他就不愿意再当队长了。
父亲对老人很孝敬，他无微不至照顾姥姥的画面深深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姥姥也是本村人，一共生了五个女儿，没有儿子。经热心人撮合，父亲在30岁时倒插门成了上门女婿。姥姥去世那年88岁了，父亲奉养了她20多年。我记得姥姥每次吃饭都坐在饭桌的北面，那是上座。家里有好吃的先给姥姥吃，每天早晨父亲用开水沏个鸡蛋给姥姥。低矮的土屋子里，父亲把碗放在水壶上用热气熏热，然后把鸡蛋磕在温热的碗里。滚烫的开水冒着热气，黄色的蛋液变成美妙的蛋花，香味扑鼻而来。等不那么热了，父亲再毕恭毕敬地端给姥姥。姥姥瘫痪了五年，父亲为了姥姥坐着舒服，把家里的猪卖了，给姥姥买了两个棕色的粗布格格沙发。五年如一日，父亲每天早晨把姥姥抱出去晒太阳，晚上又把姥姥抱上床，期间还得伺候姥姥大小便。邻居们对父亲无不交口称赞。
再后来母亲得了严重的类风湿，父亲带着母亲四处看病，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。我和弟弟的学费经常拖欠，上了年纪的姥姥也经常生病，村里医院的药费常赊着。父亲没日没夜地干活，有时一天得打三份工。他常半夜起身去十里以外的岐山赶集，回来后再去地里干农活，中午去外面厂里打工，有时先后去两个厂打两份工。他干过建筑小工，糠醛厂拌料﹑油坊筛豆子﹑每天夜里就睡3个来小时。只要一挣来钱，就去医院还账。我曾去油坊找过父亲，机器的噪音震得我头晕脑胀，父亲的听力就是在那时候急剧下降的。再壮实的人也不是铁人啊，有一天晚上他在厂里干活，可能因为太疲倦了，没注意，一根钢筋穿过父亲的脚踝。父亲终于歇了几天，那几天父亲一直没有给我送饭。我放假回到家，看到父亲是那么苍老虚弱，他正歪在床头，吃一根油条，这个油条是他多么奢侈的营养品！过重的体力吞噬着父亲的健康，父亲还两次因为高血压头晕呕吐住进医院，还有轻度脑梗。在父亲慈爱的注视中我考上了大学并工作了。可我多么愧疚，女儿不仅无力回报，回报这份沉沉的父爱，还是父亲心头的刺痛。
一天夜里有人砰砰地砸大门，原来是一个哑人，他车子坏在离我家有2里路的地方，他用手势请求父亲去修，耳聋的父亲很快就明白了意思。外面还下着雨，父亲穿上雨衣带着工具就去了。回到家父亲拿回几个苹果说是哑巴硬塞给他的，父亲没有收哑巴的钱，他深知残疾人的不容易。父亲对乡亲更热心，谁家垒个墙，把父亲叫去；谁家有事叫父亲去帮厨；谁家的自行车坏了，推到我家来修；他还常去看四奶奶，帮她买药。
父亲为人诚实，他给厂里打工，实心实意，把人家的活当自己的活干。厂老板们也很敬重他，家里有红白事，厂里老板都亲自来随礼。有一年父亲厂里发工资。父亲带上老花镜左算右算，觉得多给了他一千块钱。他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是不是当时从厂里借了1000元钱他忘了。”都晚上8点了，父亲又匆匆骑着车把一千块钱给厂里送回去了。结果人家说这是给父亲以前工伤的补偿金。因为父亲聋，他当时没听清楚。
春去秋来，我们已经长大自立了，父亲仍像上了弦的钟表似地干活。他的闹钟在每天早晨4点半叫醒他。中午回家用头天的剩菜汤泡点馒头，急匆匆吃完就接着又去地里了。或者在烈日下背起喷药机去地里打药，或者去锄地。晚上回到家还得烙饼做饭。父亲总有干不完的活，他忙得没时间去抱怨生活的苦和累。
夏天的晚上，当我们还在看电视时他已躺在地上的凉席上，累得散了架似的，不一会就打起了呼噜。生活已经把他压榨得只剩一把骨头，胳膊上的皮肉松弛，根根肋骨清晰可见。想起白天他还搬起近百斤重的药桶往农用车上搬的场景，我心酸地想，他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气呢？
也许我的父亲就是广大农民中普通的平凡、朴实、包容、坚忍的一员。他虽然耳聋，虽然生活艰难，但倾尽自己的全部体力，健康、勇敢、坚强地去面对生活。我，也要有父亲一样的脊梁和担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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